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
法国有自身的传统。和英美注重客观中立不同，法国极具思辨性，报道和评论常常一起出现，夹叙夹议。《世界报》是其中的代表，它也是法国最重要的之一。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世界报》做出了哪些改变，又保留了什么？ 我们探访了《世界报》，和其中两位记者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请教了曾在法国生活多年的学者刘昶，他说，法国的变化是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中国式的剧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与社会的关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变化必然很小。严肃的依然十分重要。 这是当代法国专题的第四篇文章。
出了巴黎的市中心，古典式样的建筑越来越少，街边的大楼变得现代化，一个一个方盒子，有点像的街景。《世界报》（Le Monde）在13区，一栋十多层的建筑，外面是玻璃幕墙。侧门的门口有一个升降机，很像进出货物的地方。纳比勒（Nabil Wakim）就从那里带我们进去。他说，2015年《查理周刊》遇到之后，所有的都关闭正门，从此《世界报》使用侧门进出，再没打开正门。
纳比勒是《世界报》的记者，头发打卷，有一脸浓密的胡子。我们和纳比勒是第一次见面，因为之前见过他的照片，所以凭借这个胡子，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已经在《世界报》工作了15年，最初是时政记者，后来成了数字版的主编，又做了新创新部的负责人。2017年，他主动辞去管理工作，回到了记者岗位。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去新闻现场。
我们从侧门进入大楼，转了个弯，来到一层大厅。墙上醒目的，挂着《世界报》的头版，1985年9月18日，没有任何照片和彩色。这张的严肃性由此可见。从1944年创刊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报》一切图片，整份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1983年改版，头版首次刊登了漫画，但依然固执地照片。“911”的时候，全世界的都是双子塔着火的照片，《世界报》也仅仅在头版放了一张漫画。直到2005年，他们才接受了大幅照片。
《世界报》是法国发行量第二的日报（第一是《费加罗报》），也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总发行量大约30万份。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昶看来，世界的版图上，它的质量与《纽约时报》是一个水准。
今天，在以休假时间多而著称的法国，《世界报》依然保持高强度的工作。法国部、经济部、国际部等重要部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都要开选题会。中午是中高层的会议。下午新部门也要开会。很多法国人下班之后就不谈工作了，但《世界报》不会，大家通过社交软件，不停地聊新闻。我们来到《世界报》的前一天，斯特拉斯堡发生枪击案，有两名记者马上赶往了现场。
我们穿过办公区。开阔的空间里都是工位。很少见到有人闲聊，大多数人都面对电脑，眉头紧锁。桌面很杂乱，到处是文件、报刊和书籍。整个楼层里，印刷品层层叠叠像潮水一样，有的竟把电脑都淹没了。似乎没有一面墙是干净的，都贴了清样和图片。
纳比勒带我们进了一间会议室。窗外的视野很好，可以看见远处尖尖的钟塔。他靠在椅子上，身体很放松，脸上却不苟言笑。任何问题纳比勒都不避讳，就如他所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报道的。
纳比勒2003年从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了巴黎第四大学信息与交流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学习新闻（注：法国本科不设新闻专业），一年后来到《世界报》实习，最终留了下来。他说，他很享受做一名记者。他喜欢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位大胡子记者曾拆穿过总统的谎言。2009年，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旧照，画面中他正在凿一堵墙。萨科齐说，他在1989年11月9日清晨到达西，越过检查站，进入东德，成为首批参与拆除墙的人士之一，“那一夜，在延续，两德人民的统一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是，纳比勒经过多方确认，发现总统在。照片是真的，但时间对不上总统并没有历史，而是伪造历史，给自己增加了。纳比勒发出新闻之后，举国哗然。不少人给萨科齐留言，一名网民嘲笑他：“总统先生，拿破仑加冕时您在现场，这是真的么？”
在法国的光谱中，《世界报》属于中间偏左，读者多为知识。这份和法国的大部分一样，都创办于“二战”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攻占巴黎之后，当时法国的报刊要么投降，要么傀儡。1944年，巴黎解放，临时，凡在敌占区出版15天以上的永远不准再出版，这造成原先的几乎全部关闭。同时，新又急需一份备受尊重的，重建法国的形象，于是，法国著名的抵抗运动记者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ery）在戴高乐的帮助下，联络30多名年轻记者创办了《世界报》。
战后，法国对长期实行二元管理，即允许私人办报，鼓励多种声音和报业竞争，但电视却为国家垄断，直到1980年代才允许私人经营。这造成了两个局面，法国的只有几个频道，但报刊出版却迅速发展。
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也有人，法国的娱乐化倾向很严重。一篇中文论文中曾引用这样的话形容法国，“法国只有一份闻名于世：《队报》。法国只有一种新闻让全球关心：时装表演。”这话原本是在法国的，但即便从体育和时尚的范畴说，它们也做到了影响世界的成就。
《队报》作为知名的体育，发起创办了欧洲冠军杯和金球。如今，欧冠成了足球界水平最高的赛事，金球则是每年最有含金量的球员评。
时尚以女性《ELLE》为例，《奢华编年史》中写道，“（创始人拉扎雷夫）深受二战、接踵而来的战后风气、左翼哲学和法国早期女权运动的影响，将刊物风格和出版内容紧密结合，这很大程度上为法国女性争取女性权益推波助澜，尤其显著的是在就业权和生育权方面。”它是最早报道女性避孕、堕胎权等话题的，并通过多国的版本影响当地女性的生活。比如印度版《ELLE》，是印度国内唯一积极参与女性权益讨论的时尚。
刘昶来到中国传媒大学之前，曾旅法二十余年，并在法国任过职。他说，法国的与英美有很大不同。英美新闻报道注重事件的讲述和客观性原则，但在法国，极具思辨性，报道和评论常常一起出现，夹叙夹议。他将此归因为法国历史上思想传统的继承。从这一角度，《队报》与《ELLE》这些娱乐化的能如此思想超前，也就不奇怪了。
《世界报》更显特殊。刘昶说，《世界报》之所以能在战后几十年时间成为一张国际影响巨力的，很大原因在于其评论表现出的“思想的力量，都比别人早一步”。
最能代表《世界报》的思想风格。“911事件”之后，《世界报》在头版发出，“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一观点迅速被全球认同，并影响日后灾难报道形成了类似的文风。但两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世界报》又旗帜鲜明地直言，“美国人，我们和你们不一样”。中国人可能对2001年7月12日的会有印象。一天后，国际奥委会将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巴黎是的直接竞争对手，但《世界报》的却说“请把票投给”。它认为要超出体育层面看这件事，支持，就是支持中国。
《世界报》非常看中编辑部的，认为做严肃报道，只有才能品质。《世界报的风格》一书中这样写道，“它不为任何服务无论是私力还是公共，它力求成为一份于经济、、意识形态文章马伊琾度假的。”
为了其这份，《世界报》在创立之初便有别于其他，不依附和财团，自负盈亏。创刊7年后，创始人伯夫梅里决定向编辑部转让28%的股权。此后，编辑和记者成了这张的股东，所有重大决策和，都要经过编辑部的表决同意。再后来，非采编员工也能获得股份。一份数据显示，员工占股最高峰时，达到了49%。《世界报》就像是中的乌托邦。
对纳比勒采访的中途，一个中年男人端了一只茶杯，走进会议室。他穿着黑色的毛衣，头发浓密，嘴角带笑。打过招呼后，他突然说了句中文：“我没有名片。”
他名叫卜光（Franois Bougon），最初是法新社的记者。在法新社做了几年之后，卜光迎来了两个驻外的机会，一是去乌拉圭，二是去中国。那是2005年，可遇见的三年后，将举办奥运会。他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后者。他说，这是观察中国极佳的机会。
卜光在1973年便对中国有了兴趣。那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成为首位访问的国家领导人。当时的中国没有今天这么，对法国人而言是神秘的东方国度。因为这种兴趣，1985年卜光考入巴黎第七大学学习中文。本科后，他去法国新闻记者培训中心继续，接着到了法新社（AFP）。
法新社是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新闻通讯社。它在全球有超过110个办事处，覆盖165个国家。卜光去的办事处是，分社的上级管理部门是位于的法新社亚太地区中心。在法新社的体系中，地区中心握有。业务上，分社负责采写，发往编辑部后，由其负责签发。行政上，分社的一切财务和人事也均由定夺。
这不是卜光第一次来。1987年，他还在上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带着20多名学生一起到过。那时中国还不到十年，国家仍处于半半封闭的状态，很多地方外国人不能去。2001年他去东京看望亲人，再一次经过，中国已经大变样。第三次到中国的时候，他去了很多中国的其他地区。
在安徽肥西，他了解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在湖南一个村子。他看到了当地依然伫立一尊像，但一个学生告诉他，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港台明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一块儿来了。纳比勒说，中国是新闻富矿，这一点法国比不上。
但是在两国做新闻，必然有差异。对于卜光来说，在中国做新闻，最难的地方在于与采访对象建立信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的报道，把他当做是敌人。他学习中国的话语体系，有时间必看《》。此外，他会通过《新京报》和《南方周末》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一片哀鸿遍野，曾经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关门了，的员工拉着在门口讨薪。严肃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不久前，微信平台上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被点名指出抄袭一家严肃。但很多人评论说，要怪就怪太严肃了，为什么不检讨下自己呢？
在法国，严肃同样面临问题。《世界报》虽然无比在乎，但因资金链断裂，它曾过两次重大危机。
《新闻战线年，因为法国经济连年不佳，《世界报》的发行量从70年代的超60万份，减少到不足38万份。不仅如此，广告收入也直线下降。此前三年，它已经亏损约920万美元，不得已向银行借贷，变成负资产。按照法国的法律，《世界报》本该在当年6月破产，只是经过多方才得以继续。当年，新任社长对《世界报》进行了，其中一项便是首次向外部增发股份。为了避免编辑权落入他人之手，它明确，股民要无意的编辑业务。《世界报》就此度过。
2010年，因为金融海啸的冲击，《世界报》再次来到破产边缘，它只能又一次寻求外部资本。《国际金融报》报道，3个企业大亨对《世界报》进行了联合竞购，收购金额大约是1.1亿欧元，其中6000万欧元用作还债。当时一位《世界报》内部高级工作人员说，收购成功后几个小时，企业家们给《世界报》打了1000万欧元，确保本周能给采编人员发出薪水。
向资本的细节我无从得知。但纳比勒告诉我，目前《世界报》尚未被资方影响到编辑业务。他曾经有一篇涉及到资方的负面消息，但并未被。
卜光的老东家法新社经营能力同样不怎么突出。界三大新闻社中，它盈利能力最弱，甚至长期亏损。据介绍，国家补贴占法新社运营成本的40-50%，自2014年以来，稳定在每年1.2亿欧元水平。因为国际采编成本巨大，法新社最大的开销都花在了员工工资上。即便如此，为了新闻，法新社并没有完全国有化，而是设立了自己的董事局。
严肃至呆板的《世界报》，在2005年决定改版前，曾与数百读者召开座谈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使用彩色图片，放大字体，减少文章数量，把更多版面给图片，增加“生活”的内容。法新社的编辑部要求标题更短，少用复句，多拥有冲击力的图片。但有些法语单词本身就很长，还不得不用，这非常困扰他们。
纳比勒说，法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社交网络上获取信息，为了在这部分人群里保持影响力，《世界报》也活跃在社交网络。它让大家知道，虽然你们买的不是，但是只要跟随《世界报》，你的信息来源依旧可靠。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正是依靠《世界报》的Twitter直播，才找到了黄马甲的中心。现在有16万人向《世界报》电子版付费，这快赶上了其发行量的一半。
法新社增加了视频业务，并在2015年推出了电视直播（AFPTV Live），这被它的社长看作是战略重点。现在，法新社视频业务的收入比重在不断增加。
尽管有这些变革，但是在刘昶看来，法国的变化是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中国式的剧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与社会的关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变化必然很小。严肃的对于那个国家依然十分重要，他说，“法国虽然国力没以前强了，但是在国际上还能长袖善舞，靠的一个是外交，一个就是。”
我们来到巴黎的时候，正是黄马甲运动的高峰，法国的社会不公，要求总统下台。纳比勒说，今天法国社会的一切早有预兆。在他入行的2004年，法国总统是连任的希拉克，一个右翼家。希拉克在任期内，一直试图推行资本主义，期望进行经济。但畏手畏脚的他并不具备的魄力，反而造成了差距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突显，引发骚乱。希拉克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更加严峻了。
不过，失业率的增加导致就业岗位稀缺，因此招新并不困难。法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每月1500欧元，《世界报》的记者月薪在2500-5000欧元之间，这在纸媒中是一个偏高的水平。会更高一些，大约是纸媒的两倍。黄马甲的时候，一些者将的记者看作是他们的，属于富裕群体。
纳比勒每个月收入大约在3500-4000欧元，没有经济压力，没有采访风险，手上没有发不出来的文章，资方不会施压编辑部。我很羡慕他，问他的压力是什么。他说，仅仅是对新闻本身真实性的确认。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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