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史学工作坊：网络时代历史知识的生成大众读史的需求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全美有近百所大学的历史系设置了公共史学研究生学位，注重教授史学应用，大大拓展了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相比之下，中国的“公共史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定义、范畴甚至对“public history”的翻译（公共史学／史学／大众史学等）仍存争议。
9月5日-7日，第一届公共史学工作坊（中国）“公共史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美、英、法、澳等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及公共史学的实践者与会。工作坊中，公共史学的课程设置、如何将史学应用于实践、未来中国公共史学等问题被反复提及、讨论，达到了本次工作坊总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萌所说的“建立联系、充分交流”的预期效果。澎湃新闻选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涛和历史作家张宏杰的报告详加介绍，以飨读者。
王涛的报告题目为《网络时代历史知识的生成》。在互联网时代与历史知识的生成有非常大的联系，他选取英文、德文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考察了在历史知识生成、中的作用和影响。
王涛首先介绍了的概况。于2001年上线年已经发展成一个条目总数4000万、有近300种语言版本的网站。在Alexa（网站流量全球综合排名）上的全球排名基本上稳定在前5名，日均有千万量级的点击率，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印度等，访问量都能进入前10名，很多小语种如缅甸语、越南语、波兰语等版本的也有很高的访问量，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全面、最具代表和最流行的参与型知识平台”。
历史类的词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所有词条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很多学院派历史学家对的使用持谨慎态度，但它还是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根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男性”、“单身”、“年轻”、“学生”是作者群体(维客)的四个关键词。王涛认为，维客的这些特质会直接影响词条内容本身：“男性”和“单身”会决定作者对词条的关注点以及描述用词；而“年轻”和“学生”表明很客是大学生甚至高中学生，这让人们有理由怀疑词条的价值。
“可查证”指的是能够从可靠的来源对内容进行验证。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词条的编写结构得到了规范，并且强调信息来源，但是经过更加细致的考察，王涛发现了在线百科独有的问题：词条大量使用网站（尤其是免费网站）作为资料来源。有学者随机对比了的50个词条和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主办的核心期刊《世界历史》（Journal of World History，JWH）上的18篇学术论文，结果显示，词条有62%的引用来自网络资源，而JWH的学术论文只有1.2%的引用与网络相关。众所周知，网络内容泥沙俱下，这也意味着的可查性潜藏漏洞。
“中立”一直是专业历史学者所的态度，的历史词条是否符合“中立”原则呢？王涛选取了一些历史词条，对比英语版本以及德语版本的，考查不同文化背景下维客的历史书写是否一致。以马丁·德对的态度为例，英语版直接用“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样有倾向性的标题，表明德对的立场；而德语版做了模糊处理，用“与的关系”来引出德的观。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立”在的人物评价中很难被，词条作者倾向于强调“本地英雄”，试图制造历史叙述均衡的。
“非原创”表明并不鼓励原创，它更希望维客是知识的“搬运工”而非知识的“生产者”。此外，王涛还指出的成功要归功于“协作书写”的方式，带来了内容供给的“化”，而传统历史学家都是在档案馆中孤独地从事研究的“独行侠”，不会主动参与历史词条的与写作。值得关注的是，有统计数据显示，10%的维客贡献了86%的“持久的词汇浏览”（persistent word views，PWV），1%的维客甚至贡献了70%的PWV，“换句话说，只有很少的维客在历史书写的工程中发挥着实际作用，‘人人写史’可能是一种错觉。”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探讨，王涛指出在历史书写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然而，的价值不在于信息的准确性，而在于知识的构建过程，“任何学科的信息与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需要在不断的研究与对话中得到完善”。通过研究“历史版本”页面的词条编辑记录，能够清晰地看到维客群体围绕辞条存在着持续性的讨论、辨析甚至斗争。
另外，王涛认为不同语种的对同一事件的书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比如很多语言版本都创建了“9·11”事件的词条，所有语言版本的记录最终形成了整个人类的“集体记忆”。当然，在实践层面，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大量人群缺乏互联网的入口，某些学者乐观估计的“全球记忆空间”其实并不完整。
最后，王涛回到“百科”的概念。“百科全书”在古希腊的语境中意为“知识的汇总”，在狄德罗的中，百科全书需要呈现知识的“统一性”，所以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的写作者们尤其强调“作者的权威”，通过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来修剪“知识树”。而随着的出现，“作者”被解构,“专家”权威，学术共同体也分崩离析，“知识树”所代表的完整知识图谱不复存在。“这种对权威的解构是好还是不好？是否能够拓展历史知识的范畴？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王涛认为，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仍然值得专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从公共史学的角度来看，普通非常期待获得历史知识的养料，专业历史学家需要正视的这种需求，加入到维客的社群中去，对“历史知识生成”进行“供给侧”，减少的书写原则所造成的陷阱，以及这些缺陷对历史知识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来看，作为的海量文献资料，需要借助数字人文的方法才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研究。在“数字人文”炙手可热的今天，通过对的个案分析，让历史学人有机会重新定义史料的范畴，用不同寻常的视角阅读“文本”，从中挖掘出隐匿的信息。
张宏杰的报告题目为《尊重大众的读史需求：我的通俗史学实践》。结合自身的历史写作实践，张宏杰分享了他对通俗史学及公共史学的理解。
报告伊始，张宏杰坦承历史是他在中学时代最讨厌的课程之一。“本来非常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压缩为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点、意义，这种教育方式，在我看来，就象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维生素、纤维素、糖、盐和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
上大学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等通俗史学作品改变了张宏杰对历史的看法，引导他历史写作的道。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让张宏杰更加理解普者的历史知识需求。他认为这种需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基于追根溯源这种人类的本能。家谱就是这种本能的体现。人类本能地需要知道自己这个渺小的个体处于什么样的空间，哪个国家哪个省哪个市；也需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时间，哪个朝代或者时代。了解自己所处这个共同体的历史，也是因为对这个共同体前途的关心。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过去，才能瞭望它的未来。“就像一个坐在大巴中的乘客，你不可能不关心它要开到哪里”。
读史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张宏杰认为，人类喜欢阅读历史，就和他需要早晨起来看新闻或者茶余饭后交流小道消息一样，都是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的本能决定的。一个人只有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所的这个世界的真实信息，才有助于他做出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衡量和判断。新闻是对这个世界的横向了解，而历史则是纵向了解，只有这两个方向交织起来，一个人的信息世界才会完整。
第三个层次的需求是比较专业的，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对某些历史知识的需求比其他人更强。比如家、艺术家、工作者等，历史是他们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们了解这个社会必须的工具。
第四个层次是历史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人们爱看历史，除了的需要之外，更包含着猎奇和消遣的心理需要。唐宋以来，中国市井百姓就喜欢在茶余饭后听历史演义。历史的娱乐性之强，是其他娱乐产品无法取代的。
张宏杰指出，很多人特别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往往对普者的读史需求有一种，认为普通大众只需要那些肤浅的、猎奇的、故事性强的历史普及读物。事实上，在上述四个层次的需求当中，前三个层次都是严肃的读史需求，只有一定学术含量和思想含量的通俗史学作品才能满足。对很多读者来说，这样的作品也一样能满足第四个层次——娱乐性需求，“历史比小说好看”。
那么，怎么才能满足普者的严肃读史需要，推动出现更多有深度的通俗历史作品呢？张宏杰提出了两点。
第一，历史学界需要对通俗史学抱以更宽容更的心态，主动介入到通俗历史的写作中去。美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相对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包容性更强，史学作品范围基本覆盖了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专业史学和通俗史学和平共处。史学界、出版界、书评界具有“为写作”的明确评判标准，能够一些颇受读者青睐的史书新写法与新类型，因此就比较好地破解了史学影响社会这一难题。
因此，一方面，美国出现了以房龙和史景迁为代表的强大的通俗史学传统；另一方面，美国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发达，促进了新兴分支学科在美国的产生，其中就包括回应社会的需要而诞生的公共史学。
第二，必须充分研究通俗史学写作的规律。张宏杰认为，通俗历史写作和专业历史研究有本质的不同。专业研究者写大众普及类作品，有时候如同美声唱法的演员唱流行歌曲一样，并不见得能轻易成功。
专业研究的思维方式、写作语言、文体结构，与读者的需求非常不同，不是把史学专著“口水化”就行了。专业史学的研究和通俗史学作品之间，需要一个完全充分的过程。“如果说专业史学是生肉，那么通俗史学是熟肉，只有经过精心的加工，让肉类蛋白质变性，结构伸展松散，才能变得美味。从生肉变成熟肉，需要烹饪技巧，所以一个养牛的人想要成为厨师，还需要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这其中的规律值得有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