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3期
对于安倍10月下旬访问中国，国际的看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这是两国在通过打中日关系牌牵制特朗普的贸易施压。也就是说，中日接近只是权宜之计。另一类认为中日关系站在了转型的历史关口，两国都在布局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双边关系架构。
我先不谈哪类观点正确。不可否认，这两类看法都承认“变”，不同之处在于如何看待“变”的可持续性。地理不会改变，但地缘却不是静态的。作为近邻，中日都承受不起永远对抗的代价，打造协调的双边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做？中日两国都需要“发力”。
二战结束以来，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石。长期的“美国”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东京走出“舒适地带”的意愿不强，不擅长于做前瞻性的战略外交。但同时也应看到，安倍是战后日本首相中，在走出“舒适地带”上迈出最大步伐的一位。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的针对中国的冷战式，安倍不可能没有听到，但却不一定。不然，他10月25日至27日的之行，不可能与中国签署数十个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历史地看，在追求于美国的外交上，安倍已经比他的前任们都走得更远。
安倍还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自身的抗压力，即能在多大程度上美国提出的有悖于日本利益的要求。比如，如果美国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加入“毒丸”条款，断绝中日自贸协定的可能性，日本会不会接受？
中国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重要，未来只会更重要。日本于庞大的中国市场无疑会损坏其经济利益，所以不会有“吞下毒丸”的意愿。安倍访华主推经贸合作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需要做的是再推一把。通过继续强化双边经贸合作，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式，让中日经济更深地嵌入到东亚区域经济体中。全球化进程受阻，区域一体化势必提速。东亚经济融合度越高，日本对美国的抗压力也就越大。
日本外交的“被动性”特点，决定了其外交转向主要源于外部变化造成的焦虑。这种焦虑体现在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就经济层面而言，中国可以通过成为可预期、可依靠的合作对象，来舒缓日本的焦虑。
安全问题带有零和特性，不太容易像经济问题那样寻找甚至创造利益契合点。但在缓解对方的安全焦虑方面，中日并非没有可操作的空间。
长远地看，中日都不得不学着适应对方硬实力的存在。依托日美同盟，日本在相当长时期里事实上放弃了基于的战略思维。安倍推动的国家正常化，必将导致日本对外战略行为中思维的回归。日本提升自卫队实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硬实力短板，不应直接与军国主义复活划等号。
但日本也应认识到，中力的增长也是在弥补硬实力短板，中国安全担忧的主要对象是美国，而不是日本。中国硬实力增长是必然趋势，但日本的恐惧可以不成为必然存在。在缓解对方安全顾虑上，中日双方能否达成某种默契：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对日本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给予一定的认可，但日本也别想着以军事同盟来围堵中国？
把中国视为长远的战略，在目前的日本并非边缘声音。这种声音基于这样一个思维逻辑，即中日将长期对抗。这既不符合中日关系的现实，也不符合地缘动态变化的历史规律。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让日本的这种声音逐渐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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